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是作者对自身文化“硬心肠的”反省的结果。他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“长时段”,用结构观念——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——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,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,不是泛泛地罗列几项或是十几项这个“心”发达于“脑”的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,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,而是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,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,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。
另一方面,作者分析,中国文化虽在行文中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,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“现代”世局中,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,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,但这个“现代化”该不断被重新定义。中国文化的“文法”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,值得拭目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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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在十七八年前,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,与其说书,不如说是一份复印本,篇名叫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”。作者名为孙隆基,据说他是香港人,而且到美国留的学。那个时候,正是“文化热”如火如荼的时候。文化人见了面,就要谈文化。书也是这样,只要染上“文化”二字,就立即洛阳纸贵,印个四五万册,是家常便饭之事。在这本书里,孙氏不仅谈文化,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,这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。
内容摘录
作为远东文化主流的中国,也出现类似的摇摆,其幅度比日本更大,内容也不尽相同,而且至今尚未跳出这个摆幅。
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后,并没有如日本一般立刻作出反应,只是在被迫的情形下作出有限度的“开国”——亦即是将“洋鬼子”羁縻在几个通商口岸中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;在日本的历史性文化的“深层结构”中,具有动态的“目的”意向性,早在德川时代,日本这个“神国”将在历史过程中展现其“国运”的意向,已经从统治阶层下渗到广大的农民与町人之间,因此,一受外界的触发,就出现了“上下一心”的阵仗;至于也是“心的文化”的中国,其历史性文化“深层结构”中的“目的”意向性,却是“镇止民心,使少知寡欲而不乱”。因此,这个二千多年来的“超稳定体系”,在面临西方人挑战时,却用讨伐“叛乱”的方式对付它。在“讨逆”之师败绩后,仍然将它当作是暂时的挫败,因此只待机将“洋鬼子”逐出“天下”之外,以便回复正常状态。因此,虽然中国人被迫“开国”比日本还要早,然而,在鸦片战争以后,却仍然是一副“匪夷所思”的态度,平白浪费了二十年。
但在经历了英法联军陷京的惨痛经验,同时又得依赖洋人雇佣军平定太平之乱后,清廷终于开始改弦易辙,推行“洋务运动”。这个运动,既然是在慈禧太后、恭亲王等投降派将主战派镇压了下去的基础上施行的,因此“洋大人”的因素遂开始抬头。然而,整个运动的意向性仍然是:自强了以后就将“洋鬼子”逐出“天下”之外,回复正常平衡状态,唯一多了的新因素是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。因此,“洋务运动”的精神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而不是日本那样的“文明开化”。